即便关注，也只是作为考量因素之一。

就像路标一样，理想存在于遥远的、但并不确定的某个地方。侯学勇：《融贯论在法律论证中的作用》，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而对于consistency一词，学界几乎一致地译为"一致"或"一致性"，并无太大分歧。那么，产生意义的最初规则的选择也就不具有自证性，对这一选择的证立，在其自身范围内（即该规则所处的部门法范围内）是无法得到证立的，它需要另外的一些来自其他法律部门的规则予以说明。在1980年，他又进一步区分了融贯性与一致性。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点中的某些思想，我们要把思考限制在一个视角，即法官的视角。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并在不同的层次上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内在联系。

因此，对融贯的追求应当成为我们实践生活中的一种激励机制。例如，凯尔森的基础规范理论体系包含一个基本的原则，不被禁止的行为就是允许的。另外，它也不是无用的，因为整体融贯论解释了融贯论为什么受人瞩目。

〔34〕所以，综合来看，德沃金的融贯论不但向人们展示法律是一部融贯的连环小说，而且表明，在对法律进行诠释的每一个实践环节，都应该是彼此一致的。所以，当我们讨论某一规范是否正确、是否为真时，无法以符合论的标准予以考察，而应当以融贯论的观点予以讨论。有了这些铺垫，哈格提出一个广泛意义上的融贯论（coherence theory in the broad sense），即仅将接受系统的证立建立在与其他系统的融贯关系上，而不在融贯的内容上附加任何其他要求。一般来讲，融贯论的立场，并不像符合论那样强调命题或陈述的真在于其与某个外在客观实在的符合关系，而是认为，命题之真在于观念与观念之间、或命题与命题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命题之所以为真，在于此一命题与其他的命题"融贯"关系。

通常来讲，"整全性"是对个体特性的表述，它要求，个人必须把他的生活建立在一系列不相冲突的原则和价值基础上，整全性也意味着原则和行动的符合，要求正确的事情必须是基于正确的理由而做。学者对法律知识的学理性解释（即法律教义学legal dogmatics）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似乎应当坚持整体融贯论的立场。

（ⅳ）只有少数无法说明的异常状况。以及（2）在这些法律规范和司法决定中体现的一系列的原则。〔36〕简言之，个体的整全性是对他的生活和他所坚持的价值之间融贯程度的评价。（2）原则上有可能以"接受"的方式在一个社会当中界定法律规范，但由此得出的结果在法律教义学中很少被使用。

但问题是，当有若干关于规范的解释时，我们如何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立法者意旨？或者说，根据什么理由或标准确定某一种解释符合立法者意旨？ 依照法律解释方法的一般分类，对"立法者意旨"的追求，实质上就是一种历史解释，也就是追寻"实际的"立法者在立法时到底想什么？这里立刻就会面临几个问题：第一，对于一些时间较为久远的法律，由于立法时相关资料的遗失，或者对于当时社会背景或社会环境缺乏准确的了解，会导致立法者意旨难以考察。同时，它又是微观的，因为它把证立的实质标准作为接受系统的一个潜在要素，为每一个接受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法律权威论认为：（1）法律是通过"阐述那些相信它的人是如何看待它的"这种方式得以解释的。在他这里，原则根据暗示的、而不是详细确定的某些背景理论得以评价。

而法官所进行的司法解释更多追求的应该是局部多样性，融贯的范围仅仅涉及可以应用于当前案件的规范，因为对这些规范的融贯性解释可能降低它们与其它规范的融贯。如果后来加入的不是合理的支持，即使前提有意义，推论过程也不是合理的，如： 原来的前提1：现在正在下雨 加进来的前提2：如果现在下雨，我就是中国的皇帝 结论：我是中国的皇帝 在这一推论过程中，"我是中国的皇帝"与"正在下雨"，二者之间根本没有一点关系，所以前提2不具合理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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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道德多元是产生融贯性价值的一种方式。这是比整体性融贯更容易完成的任务，在有限的知识和有限的时间条件下达到这种状况是可欲的。为了克服这一不足，阿列克西和佩策尼克求助于前提系统的概念（set of premises）：理由p1和r1、s1形成一个前提系统，p2可以由此逻辑地推导出来。而法律论证中的融贯是一种裁判的融贯（coherence of adjudication），其目的在于论证，并且考虑如何把这些论证联系起来。既然如此，对于某一法律规范存在几种不同的说法或解释，我们应该采取哪种解释方式呢，也就是，关于此一规范的哪一个论点是有效力的？ 法律人适用规范解决个案时，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是确定"这个规范的意思是什么"？在法律解释学的发展史上，人们一般持有的立场主要有两种：一个是解释的主观主义立场，即追求"立法者的意旨"（the will of the legislator）。具体而言，法律裁判，特别是法律论证，是一项通过论证或推理支持司法决定的方式，具体使用的方式包括收集证据、形成证据链或者证据网等，裁判中的融贯主要关注如何使证据收集、理由链或理由网络变得融贯。

但是，我们发现，信念之间并不是演绎性的支持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弱的或然性支持关系，即对于相信一个结论而言，前提只是一个起作用的（contributive）理由，这一理由的存在比没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存在更让人相信结论。由此，列维布科认为，坚持"一个获得最强法律证立的决定就是、或就应当是正确的"这一观点，显然是有问题、而且是不现实的。

因此，第二，对系统之融贯状态的追求是一个无止境的活动，一个现存系统的每一次扩展都是增加新内容的机会，最终，一个融贯的接受系统应当是包括"所有事物"（everything）的系统。〔4〕[德]罗伯特o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作为法律证立理论的理性论辩理论》，舒国滢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这样一个宏大的融贯理论，可能会遭受两种反对意见：它如此宏大、空洞以致于不能被批判，并进而是无用的。〔〕 经过这些论证，哈格认为，如果"接受"是证立的本质，那么，广泛意义上的融贯论就是关于证立的最佳理论（The best theory of justification is coherentism in the broad sense.）。

（ⅲ）它的组成信念彼此之间，有着相当数量相互强烈逻辑蕴涵的关系。而且，整体融贯论是关于所有知识证立的一种理论，它既是宏观的也是微观的。融贯不但是检验当事人陈述是否真实的一个较为可靠的标准，而且在衡量证人证言的可信度中也具有重要意义。〔20〕所谓法律体系的融贯，关注的是如何把某一决定融入一个法律体系中，如何使其与法律体系中的所有内容融合在一起。

例如，在《原则问题》中，德沃金清楚地写道： 对一首诗恰好有两种解读方式，每一种都能够文本中找到充分的支持表明它是系统的、融贯的，两个原则中的每一个都能够充分支持一个不同的决定，满足一些可能的符合理论（plausible theory of fit）。这一结论不仅应当在传统认识论中坚持，而且也应当在关于社会事实的认识论中坚持。

第二，融贯不是对推理/论证的确定性证立。但是，列维布科并不认为，融贯总是对一个决定进行合法证立的充分条件。

法律论证中的融贯在决定如何把这些论证融合在一起、并在形成正确的支持结构（supporting structure）上起到决定性作用，支持结构的形成使法律体系的融贯在两个途径上得到促进：第一，法官把法律体系中没有明显联系、或者好像彼此冲突的几个部分融合在一起。3.拉兹与列维布科：局部的融贯(local coherence) （1）拉兹的局部融贯论 拉兹在1985年发表的Authority, Law and Morality一文中，是反对融贯论的。

假定二：社会事实的存在与我们的观念有关，在这个意义上法律并不独立于我们的观念，一个国家的法律以一种复杂的方式依赖于人们诸如律师、法官和立法者等对它的相信而存在。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融贯为从几种可能方案中选择出来的特定解释策略提供原则性引导。因此，法律的有效性并不是基于原则之间的融贯，而是来自于权威的决断，法律尽管不融贯但却是有效的，因为权威拥有约束他人服从的立法权力。由于它关系到所有类型的接受系统，包括接受系统很具体的证立标准（理性的标准）、接受系统的对象（本体论）以及接受系统与事实之间的关系（认识论、美学、伦理学）等，所以整体融贯论在适用范围上非常宏观。

但在多数文献中，二者大致是指向这样一个意思：提出理由，以支持某种法学主张或判断的相关论述。因此，拉兹认为，将认识论意义上的融贯置于法律领域予以考察，则会出现相当大的不足。

至多是每一个原则在自身范围内是融贯的，这可能会形成融贯性口袋（pockets of coherence），道德毋宁是这些融贯性口袋的集合。Niiniluoto认为，规范陈述是"对于社会状态（social state of affairs）的陈述，因此一个规范命题之所以为真，当且仅当该命题表达了一个社会事实。

此时，要对这些陈述进行另一层次的融贯性检验：我们能够确信关于过去事实的陈述为真的最好理由是，相对于其他陈述而言，该陈述与我们关于人类行为因果关系和动机的那些普遍信念更相融贯，并且与一系列其他具有内在融贯性的特定事实命题相融贯。如果一个自发的接受系统，包括根据它自身的要素已被证立的内容、而不包括未被证立的内容，那么，它就是融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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