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花费了上亿美元，怀抱最好的动机，提出了最好的发展建议，却鲜有成功的故事（Easterly（2001）对于援助项目及其系统性失败提供了冷静的评价。

譬如，一个人权力越大，就能获得越有价值的特权。经济系统中的竞争和开放进入强化了政治系统中的竞争和开放进入，反之亦然。

社会秩序概念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我们可以据此理解政治、经济和其他系统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光荣革命的一个成果就是《革命稳固法》（RevolutionSettlement），它宣布任何国王如果忽视议会法律都将冒被废黜的风险（Jone，1972，第318页）。最后是成熟型自然国家，它们发展出了复杂的、与国家保持距离的私人组织。永续性的缺乏意味着这些国家不具有必需的可信承诺来激励政治人物尊重宪法规则，从而在这些国家维持大多数权利和制度变得困难重重。许多成熟型自然国家都制定了宪法，详细说明了分权体制，包括选举、立法、总统和独立的司法。

随着由脆弱型向成熟型自然国家的不断演进，国家往往变得更加富有。这也是为什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国际开发署花费了上亿美元，怀抱最好的动机，提出了最好的发展建议，却鲜有成功的故事（Easterly（2001）对于援助项目及其系统性失败提供了冷静的评价。初级自然国家拥有一系列制度来支撑国家组织，而且它们在面对冲击时比脆弱型自然国家更有弹性。

一些成熟型自然国家对社会精英间的关系给予制度化，由此，特权被转化为精英权利从而被规则化。事实上，绝大多数自然国家的司法体系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的寻租组织。在精英们联合起来反对王权这一威慑的支持下，《革命稳固法》形成了永续国家的核心内容。对组织的开放进入由于允许公民动员起来，在受到威胁时保护他们的利益，因而可以培育公民社会。

第二个事例可能对法治极为重要，既独立的司法。政治反对派对于一个成功的民主政体至关重要。

由此，新的制度安排就激励国王要尊重债权人，贷款的偿还变得更加可信了。由于合伙制企业要求任何合伙人死亡时必须进行重组谈判，它们要从许多投资者那里大规模募集资本将变得困难重重。本文结构如下：第二部分简要介绍诺思、沃利斯和温加斯特构建的理论框架。在自然国家，会出现一个强势的统治联盟来解决该问题（本文中，我用掌权者（power）一词来指那些人，他们掌控能实施强制与暴力的组织）。

政府借款在很短的时期内（1689~1697）以大幅增加，从大约占预估GNP的5%提高到大约40%（North和Weingast，1989）。这些国家也拥有一系列的公共制度，像新领导人的传承规则，以及规范税率或战利品分配的规则。这些例子表明，维护法治的第一部分，即维护平等和防止政府任意滥用法律，关键取决于能否建立一个永续，其政府的规则和制度不再依赖政治领导人的身份。部分原因在于，掌权的好处太大，执政党大搞选举舞弊，拒绝放弃权力，结果招来大范围的暴力行为。

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然国家无法通过采纳开放进入秩序社会所拥有的制度和治理，来建立法治。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另一种情形，有时我们称之为悲剧式的智慧（tragicbrilliance）（Diaz、Magaloni 和Weingast，2008），其中自然国家掌控着非常宝贵的地方公共产品，如供水。

许多非洲的领导人也同样如此。这一独立性是当今自然国家最难以达成的制度之一。

它是建立一个超越个人人格化统治的国家所必需的组成部分。这些观念依赖于法律的确定性，它本身又依赖于国家的永续性。或者对最高法院的裁决视若无睹，或者像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那样，解雇不作出有利裁决的法官。许多曾经保持独立的私人组织失去了独立性。伴随着其他启动条件的缺失，大多数自然国家也缺乏永续性，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过去长达40年的时间里，试图将市场、选举和司法体制移植到绝大多数自然国家的改革并未给整个发展中世界带来繁荣的市场、有活力的民主和独立的司法。这些改革者都认为他们倡议的改革将改善公民的处境。

直接影响为，更低程度的暴力意味着更少的财富被破坏掉。这类国家的例子包括17世纪的英国和现代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印度。

在开放进入的国家，财政利益会激励政府去限制自身的租金创造。简而言之，如果国家不具有永续性，只有短期视野，那么，投资者也不会有长远视野并进行长期投资。

在这里，自然国家维持统治联盟的要求决定着土地权利的分配，这是一个有利于强者的特权体系而不是一套权利。最后一个例子，我们看看出售和交易公司股份的权利是如何出现的。

如果国王单方面寻求改变债券条款，比如拖延利息的支付，他将违反议会的法律。自然国家还缺乏一个永续国家。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那些旨在促进法治的制度最终成为调整的牺牲品。新的组织和公民社会勃发，由此又产生了多项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直到2007年，肯尼亚似乎已成为非洲撒哈拉地区的希望象征。

要获得法治，自然国家必须向开放进入秩序转轨。自然国家必须在所有系统都限制对组织的进入，并约束竞争。

新的制度安排极大地提高了国王改变债券条款的成本：无视议会法律将可能被废黜。如果达不到条件，土地就将转给其他继承人。

包括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阿根廷的前总统卡洛斯• 梅内姆、巴基斯坦前总统穆沙拉夫、印度前总理英迪拉•尼赫鲁•甘地，以及俄罗斯的普京）。正因为这些制度缺乏永续性，因而可以被废除。

本小节表达了两方面的思想含义：第一，自然国家拥有许多和开放进入秩序一样的制度，像市场、选举和司法。我们可以在1973年的智利、1936年的西班牙和2007~2008年的肯尼亚看到这一点。通过对许多事件的详细研究，有学者（Klermen和Mahoney，2005）以统计证据证明了该法案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新的法律规则开始出现，它们赋予土地所有人控制本人死亡时如何在不同继承人之间分配土地的权利，包括可以有条件地授予土地的权利（如果条件失效，土地就转归另一个继承人）（这些问题相当复杂，无论是各种不同形式的权利方面（将财产分割成不同份。

这些国家即便有企业，也是国有企业。文章来源：《比较》总第47辑。

在这一情形中，公民名义上拥有参与选举的自由，但如果他们支持反对派，就会受到政府要惩罚他们的可信威胁，实际上他们根本无法行使自由选择权。第四部分运用该分析框架，分析历史上法治的出现，展示法治与社会转轨的密切联系，以及西方世界实现由自然国家向开放进入社会转轨时，是如何克服这些问题的。

而且也会直接伤害到选民。如果政治冲突的好处太大，一旦强势集团的利益受到合法民选政府的威胁，它就会支持政变或暴力运动来摧毁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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