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产品的网络销售和网络金融交易平台也日渐普遍，越来越多人开始习惯在网络上购买金融产品及服务，并进行金融交易。

中国目前几乎已经放开了所有对内和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但是在证券投资方面仍然存在管制。人民币对美元不太可能出现大幅贬值的其他因素包括对竞争性贬值风险上升的担忧、对资本外流上升的担心和中国企业较大的货币风险敞口（跨境债务在最近几年增加很快，其中大多数没有进行对冲）。

纳入SDR有多重要？ 人民币纳入SDR的直接影响可能很小这个事实是必须清楚的。我知道回顾过去没有什么可操作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如何往后看，就是如何去看2015年甚至更长一些。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如何去理解包括我们现在的情况呢，我想讲一个古老的故事，它蕴含了我想说的大部分逻辑。极其关键的解释是我们认为2009年以后以银行股为代表，整个蓝筹股股票的定价里边在不断吸收一个越来越大的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大家都知道房地产泡沫一旦破裂蓝筹股肯定没得逃。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最近推动市场上涨的力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最近有一些基本的力量在推动市场上涨，这种力量到现在为止应该还没有完全耗竭，可能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但是这种力量本身是不可持续的。站在现在我们最重要的逻辑是什么?我知道这个市场涨起来了市场是不缺乏多头的，也不缺乏非常豪迈的预测，也不缺乏很多看上去很有理由的逻辑，但是这样的逻辑要能够对很长期的市场波动提出前后一致的解释，这一点并不能，我们需要看到是不是很多解释能把市场长期的波动前后一致串起来，我个人觉得并不是很容易。图8中国资本/产出率（1952—2027年） 图8是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对资本产出率的计算。

刚才我说的第一个公式中，10%加上3%就是13%，按照这种理论推算，日本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是13%。在1956年日本人均收入是7000多美元，同中国目前人均收入相差不多。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情况，不需要着急，但是要加速经济结构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方式进行应对。这与日本从人均收入7000美元增长到15000美元那个时期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图3高速增长期日本的人均收入（美元） 图3是高速增长时期日本人均收入的变化情况。表1反映的是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日本出现了通货膨胀。

中国的摩天大楼超过400座，有300多座在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资本/产出率就会上升资本一旦以设备投资的形式投入并过剩后，也很难转用于其他产业，大部分情况是成为企业的不良资产。同时也有许多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急剧恶化，倒闭企业骤增，结果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不良债权增加。

最后是资产负债表调整。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尚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后发优势依然很大。一般来说，经济增长率与求人倍数之间应存在正相关关系。如果政府不得不向银行注入资金，可能与市场化潮流相悖。

日本经验显示，泡沫经济时期的许多投资都是以经济繁荣的持续为前提的。中国虽然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但还需要进一步贯彻执行。

中国需为应对三方面调整做好准备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减速，高速经济增长期中的许多隐形危机开始显现。随着经济泡沫破灭，日本从1990年代初期进入所谓的低迷期，加上劳动人口从增加走向减少，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利，增长率进一步放缓。

那么，中国今后会像1990年后的日本一样，陷入长期低迷的局面吗？对此，我比较乐观。典型案例是汽车行业，中国凭借着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汽车产销大国。首先，知识产权保护仍不充分。随着中国金融风险的逐渐显现，中国应尽快作好应对三方面调整的准备。1990年代泡沫破裂时的日本已经是成熟的发达国家，而现在的中国还处于新兴工业国的发展阶段。然而，经济发展一旦减速，销售不再增长，企业就会出现设备过剩。

大家提到，考虑中长期增长因素的时候，不应从需求端而应该从供给端考察潜在增长率的变化。但是2011年之后，剩余劳动力和人口红利这两个优势几乎在同一时期不复存在。

一方面，剩余劳动力减少，意味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一般是中等收入国家(例如日本在1960年代初期)出现的情况。随着政府持股比例的大幅下降，这些国有企业最终转变成为民营企业。

创新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由于日本很多大企业实际上采取的是终生雇佣制，因此尽管经济萧条也未出现大量的失业者，但在调整雇佣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劳动成本成为企业的巨大负担。

其次，中国积极开展对外开放，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引进和吸收国外技术，其中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最大，现在甚至有一部分企业直接在海外建立研发中心。中国在30年的高增长期中，具备剩余劳动力、后发优势、人口红利三个有利条件，所以实现了9.9%的年均增长率。劳动力匮乏，是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的最大原因。再次，支持中国创新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业缺乏资金和经验。

优化资源配置，一般强调产业升级，这包括比如产业中心从农业转向工业或者是服务业，也包括工业中心从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中国正在通过上市为国有银行吸收民间资本。

中国潜在增长率降低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而转为负增长。由于以上这些因素，中国经济是否能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并实现软着陆，前景尚不明朗。

再看中国增长率变化情况，改革开放之后一直到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是9.9%，可以说中国的高增长时期超过了日本。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中国企业就不得不加大出口力度。

劳动力短缺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因 首先，中日之间的经济发展到底存在多大的差距？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中日的主要经济发展指标。传统制造业的诸多企业都存在产能过剩问题，陷入经营困难的状态。为此，有必要放宽对劳动力、资本以及土地等流动的限制。这不仅意味着技术进步的空间巨大，还意味着无需为获得技术而花费高成本、冒高风险进行自主研发，而是能够以很低的成本从发达国家中获得相应的技术。

由于外出务工者向家乡的汇款成为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重要收入来源，因此对政府而言，维持就业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事关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任务。其次，我们可以比较两国的中长期经济增长率。

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率逐步走低，大概在7-8%之间，这就是中国所说的经济新常态。此外，随着房地产市场进入调整期，依赖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财源紧迫，债务偿还能力遭到质疑。

在基本实现完全就业之后，经济政策的首要任务不应再是增加就业，而应通过提升生产率来维持较高的潜在增长率。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市场发挥了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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