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如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的，世俗化和民主化在（西方）现代化实践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现象：在工业社会条件下，由于作为社会成员主体的劳工主要在远离自然的人为工作环境工作，因此更容易形成世俗—理性的价值观，但由于整天为工作奔忙，加上福特式车间的严格纪律约束，人们既缺乏民主参与的闲暇，也没有形成与民主参与相适应的价值观。

 【注：本文系湖南省法学会重大课题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反腐理论研究（项目编号：22HNFX-A-001）的阶段性成果】作者：湖南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邓联荣 ，中国廉政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思维导引行动，只有当法治成为普遍的思维方式时，法治行为方式才具备前提和保障。

2018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020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2021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官法》，反腐败国家立法一直在推进，并取得显著成果同时，法治反腐重在法治思维方式和法治行为方式有机结合。法治是政治文明的产物与重要标志，是防止公共权力任性、越轨、异化的重要途径，法治反腐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要反腐模式。因此，应从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两个维度揭示法治的属性，特别是从思维方式角度定位法治。例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新时代政治体制改革、反腐败体制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是我国国家监察领域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的一部法律。

党中央从全面从严治党出发，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积极推进改革及试点工作并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效，在此基础上使改革实践成果成为宪法规定，并制定监察法，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实现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的有机统一，正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的深化和发展。所以，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比运用法律或法制反腐败的要求更高。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华法系历经封建社会、近代社会乃至社会主义社会，虽有重大变化，但作为法系外貌来说，依然存在。

例如，中国宪法所规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既保留了单一制国家的优点，又吸取了联邦制国家的特点，在世界宪法史上是一种独创。这是我国民法所独有的特色。当然，中国封建社会重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道德人格的培养，和我们今天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着本质的不同。再如，在世界宪法史上，我国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个创举。

历代皇帝的登位诏书，都标榜以德治天下以孝治天下。陈朝璧前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法学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中华法系特点初探》一文，率先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法亦属中华法系的主张。

这种管理方式，可以说是开了历代封建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自治的先河。这一特色的形成，既与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国情有关，又同我国历来重视家庭、家族的文化传统有密切关系。还如，在域外近代民事立法史上，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或规定为自然人，或规定为法人，家庭从未被规定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郝铁川，河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原载《法治日报》2023年8月30日蒋安杰主编《法学院》版）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

若严格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来审视，中华法系已是死法系，但从文化价值观念及表现形式具有相对独立性来说，法系可以超越社会形态，中华法系因而不会是死法系。究其原因，它与中国过去长期实行少数民族自治的历史传统具有很大关联。《唐律疏议》开宗明义即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在时间范围上，中华法系经历了漫长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历程。

陈顾远先生在《中国法制史概要》一书中专辟今古相通一章，强调中华法系在吸收了一些西方法制之后，仍然保存了自己的某些特色。这与我国古代素来重视教化的历史传统具有很大关系。

然而两者之间也明显地存在着继承关系，古老的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经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滤，如今已得到创造性转化。社会主义法制对前两者来说，在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是由中华民族这条红线把本质不同的三种法制连成一体。

特别是根据我国民间的传统习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强调依靠群众组织，通过调解的方式，及时妥善地处理民间一般的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不但为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而且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系一个颇具特色的创举。持此种看法的以陈顾远、陈朝璧和王召棠、陈鹏生、张传桢为代表。张晋藩先生则认为，对中华法系的外延，将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归入中华法系这一概念之中是不恰当的，因为中华法系主要是指中国封建时代的法律。在民事立法中，也把道歉、悔过、告诫、责令搬迁等民间的传统习惯写入解决民事纠纷的处分项目。乔伟也认为中华法系实质上是指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它与中国的封建制度相始终。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硕果仅存者，中华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中唯一没有宗教背景、以人为本位的法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它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中，会有更多的内容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因此，不过度惩罚报复，不将个人作为纯粹的预防和威慑工具，不株连无辜者，都是现代法治应谨守的诫命。有关刑罚连带性效果的讨论此前在刑法领域已持续相当时间，学界普遍认为我国刑罚的连带性后果太重，无论受刑人员所犯之罪是轻是重，犯罪标签都会对其未来的职业和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尤其是刑法中的前科报告义务，为前科者重新回归社会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至于如咸阳学生此类乌龙的违法记录，在当事人提出更改申请后，行政机关更有义务积极纠正错误。这不仅意味着各省不能再自行规定犯罪记录查询，也意味着违法行为不能被记录在公安机关出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中。

与犯罪标签一样，违法记录同样会严重影响违法行为人的未来生活，甚至同样会殃及家人亲属。记录显示，该生曾因坐副驾驶位置未系安全带而被交警予以警告处罚。

若行政机关未履行上述义务，当事人完全可通过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得救济。但这种惩罚方式不仅与现代法治对个人尊严的维护完全相悖，也将违法行为人永久地推向了社会的对立面，并彻底剥夺了其改过自新的机会。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报告义务。既然轻罪标签都应撕去，行政违法记录更应在符合法定条件时及时消除，由此才不会让违法者终生背负难以承受之重。

例如，在警校招生和征兵政审中，若受过治安处罚，就会与受过刑事处罚一样被认定为不合格。实践中，当事人因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被行政处罚的记录，同样会在公安机关留存，且影响今后的就业、职务晋升、工资调整、评优评先。

 赵宏，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 近日陕西咸阳一中学生在办理转学手续时，多次被校方拒收，其父联系教育部门后方被告知，原因是该学生在公安系统中留有违法记录。

而一人违法、全家受限的株连做法更是与罪责自负、无罪不罚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其代表的正是现代法治所要反对的重刑主义以及把个人作为犯罪预防的纯粹工具的功利主义观念。与此相应，将违法记录留存在户籍或档案等对个人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文件中时，也应与上述违法记录消除制度相吻合，即唯有特别法基于特别预防的特殊必要性而例外授权的前提下，才允许违法记录被纳入此类文件。

2021年公安部颁布的《公安机关办理犯罪记录查询工作规定》亦明确，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文书确认有罪外，其他情况均应视为无罪。尽管查证后发现这一案底纯属乌龙，但该学生在消除违法记录时仍旧面临重重阻力。正如刑法学者建议的轻罪记录消除制度，行政处罚领域也完全应该施行违法记录消除制度：只要违法行为人在一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没有再犯，其违法记录就应被执法机关彻底删除。还有更多学者提出，对诸如醉驾这种轻罪，可以设立附条件的记录清除制度，即当事人在刑罚结束几年内未再犯的，记录就可以彻底消除。

来源：《上海法治报》2023年8月4日B7版学者评论 进入专题： 行政违法 。由犯罪标签和违法记录所代表的前科制度无异于古代墨刑制度的延续，即通过在违法犯罪人脸上刻字，使其留下终身无法抹去的耻辱记号。

又随个人征信制度的推进，违法记录甚至会如犯罪标签一样影响违法者家人未来的入学和就业。法治的核心在于维护每个人的尊严，其中同样包含违法犯罪者的人格尊严。

因为认识到刑罚连带后果过重且与现代法治精神相悖，刑法已开始调试修改。任何惩罚都应在报复之余兼具教育性，如果惩罚的目的纯粹只是超出违法行为可责性的严苛报复，那么后果就只能促使受罚者意识到回归社会无望而自暴自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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