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教学方法：（1）大课讲授：主要由教授或副教授讲解基本法、国家机构、欧盟法。

而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的决定和实施机关主要是公安机关、劳教机关，可以说是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行为，从法律属性上讲是公安机关的行政执法行为，应当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调整，因此，行政限制人身自由矫治措施理应接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42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依法接受人民检察院和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

劳动教养的期限缺乏具体的适用标准。三是建立健全合理的劳动教养工作机制的需要。尚不能期待它来尽快解决制度本身面临的现实问题。参见傅宽芝：劳动教养宜改造为违法行为矫治制度，载《检察日报》2007年9月4日。但劳动教养的期限为1～3年，必要时可延长至4年，较之某些轻刑还要严厉，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劳动教养1天可以折抵拘役或有期徒刑的刑期1天，或者管制的刑期2天的有关解释，劳动教养的严厉程度甚至要大大高于相同期限的管制这种处罚犯罪的主刑，而大致与相同期限的拘役、有期徒刑等主刑相当。

由于长期在封闭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少年收容教养人员一旦回归社会，很难适应开放的、变化较快的现实生活。（四）法律救济不完备且具有事后性，相对人身陷囹圄很难维权，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公安机关在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过程中，集调查权、指控权、决定权于一身，相对人只是消极客体，很难行使诉权、辩论权等程序性权利。二、 权、名、责的分离与冲突 从理论上来说，要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必须同时具备权、名、责三个构成要素。

[21]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1条。叶必丰：《行政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8页。所以，我们只能先认同行政主体的独立责任不包括独立的财政责任（如国家赔偿经费的负担），而是将行政主体等同于与复议的被申请人和诉讼的被告，并在这种意义上强调行政主体的权责一致性。因为，国外的行政主体的确定基本上以分权为前提，而我国作为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还缺乏一种真正的财政分权。

依据现行有关规定， 在这种情形下，甲是一个行政主体，乙显然不是行政主体。即国务院于1994年1月5日下发的《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列入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序列的通知》。

因此，依据逻辑，可以将权、名、责三者的制度功能予以排序：即，责权名。另外，之前的行政主体研究关注于行政主体动态的外部变化，主要集中于讨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的职能转换、机关间的职能配置、行政主体的类型和相应的责任等问题。参见应松年主编：《当代中国行政法》（上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5年版，第180页。此时，尽管它不完全具备三个要素，也应当在法制建构中赋予其一种行政主体资格。

具体来看，我国的行政法制构建与实践中已经包含如下三个基本规则：（一）以权责一致为一般解释规则在前文例二中，如果乙行使的职权获得了地方政府规章的授权，而非依据三定方案，则认为其具有了独立的责任能力，自然是行政主体。然而，在实践中如何确定一个行政组织是否具有权、名、责却一直存在诸多的困难。这一点在根本上决定了反思性研究视角的局限性。我国现行法制中包含的基本规则对于协调与处理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完善行政主体理论，促进我国行政法学体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因而，我国在引入法国行政主体概念的时候，着重强调行政主体享有权力并因此独立地承担自己的责任这一内涵。具体而言包括国务院，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国务院直属机构，经法律法规授权的国务院办事机构，国务院管理的国家局，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工作部门，经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行政机关内部机构，法律、法规和规章授权的其他组织。

这些规则使得我国行政主体理论不断地包容并化解其内在的冲突与张力，使得我国行政主体的理论内涵随着我国法治实践的发展而生生不息。这种政府规章是否授权的不确定性也增加了确定某一行政组织责这一要素的难度。

前一阶段可称为外国行政主体理论研究阶段。李洪雷：《德国行政法学行政主体概念的探讨》，载《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1期。[16]参见《行政诉讼解释》第21条。由此可见，我国行政主体内在结构包含三个必备构成要素：即，职权、名义与责任（后文某些地方为了表达的简洁流畅而简称为权、名、责）。如《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1款规定：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但不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能力的机构，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组建该机构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在例三中，工商所（甲）的行为显然构成了无效行为，依据前文所述最大化权利救济的补充适用规则，它也应当为其行为承担相应责任。

例如《行政诉讼解释》第2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者其他组织形式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21]综上可见，我国行政法制目前对权、名、责的分离与冲突采取了一种宽容的态度。

[20]参见《行政诉讼解释》第20条第3款。在这种情形下，行政组织责任的确定会面临职权确定相同的诸多问题。

[2]关于行政组织的研究始于我国行政法学产生之初，并伴随着其发展而不断深入。[3]如薛刚凌认为，行政诉讼的成本、行政诉讼的后果和国家赔偿的责任都归属于国家。

行政主体内在要素间的协调规则可以促进我国行政救济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使行政主体的范围与行政复议被申请人和行政诉讼被告的关联性保持一种现实平衡。因此，有的学者主张应当割断行政主体与行政诉讼被告之间的密切关联性，重回保证行政组织的统一性和连续性这一根本目标来对行政主体进行重新定义。超越授权幅度当然可以理解为超出法定授权范围，但是超越种类到底应属于超出法定授权范围还是无法律授权在法律解释上不无疑义。另外，我国还有一些事业单位也不完全满足行政主体的三个要素。

[6]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求其实。笔者认为，关于行政主体的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

在实践中，这种推断很可能导致一种偏差。[24]从上一级机关复议管辖的原则出发，我们无法确定行政主体（即复议被申请人）到底应为海淀区工商局还是某工商所（甲）。

王连昌主编：《行政法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页。可见，我国行政主体法律责任的确定排除了以非法制化的政策性文件为依据。

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形后，公民（乙）只能以主张行政行为无效或违法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不能以工商所（甲）为被告，而以县级工商局或县级公安局为被告都不合理，又再无其他可供选择的组织作为被告。注释:[1]参见张树义：《行政主体研究》，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实际上，依据前文所述权责一致的一般解释规则，该派出机构无疑应具有行政主体资格，行政复议机关应确定为设立派出机构的部门。即，重点输入的是行政主体应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理念，并由此回溯到对行政主体内部组织的研究,导致我国对行政组织研究由原来的行政学、组织学研究方法向真正的法律研究方法的转变。

显然，这种制度构建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保护，也不利于行政组织的效率保障。而在前文例二与例三中，例二中的甲（无权无名却有责）只具备一个要素，例三中的甲（有名无权）也只具备一个要素。

[17]对于甲而言，它具备了职权、责任两个要素，却与名义相分离。[8]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我国现行行政组织法的严重缺失以及各级政府三定方案的非法制化，我国行政组织之间的职能重复、交叉、和冲突的情形大量存在。

但是，依据现行的有关规定，前者为行政主体，后者则不是行政主体。可见，在职权与名义相分离或冲突时，职权比名义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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