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独特的逻辑体系并不是建立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简单对抗的基础之上，也并不是简单地追求严格符合法律规范的司法裁决，而是以司法参与主体的自主、自治为核心理念，秉承互利互惠、相互合作的运作模式，追求案结事了、妥善了结纠纷的目的，以对话和商谈的路径而展开。

如果我们无法有效地区分法教义学与法律方法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那么我们就无法进一步认识法教义学内容的生产与繁荣的可能性及其条件问题。这与问题本身的重要性相比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笔者也一度认为，判例汇编制度与评价制度的匮乏，导致学说与实务之间缺乏有效的通道进行良性互动和交流，客观上阻碍了法教义学的研究。30年里法官人数则从1978年的6万余人增长到目前的21万余人。当法院不是将疑难案件看作法律发展和演化的资源与机遇而是看作避之唯恐不及的麻烦时，则法律系统的分出与法教义学的发展空间就是非常有限的。本文所主张的是，即便是此种个案中超越法律的尝试与努力，也必须在同案同判原理允许的范围之内，并在同判原理原则以及法教义学体系的引导下进行，仍然必须借助于教义学的概念与命题，通过比较个案与先例之间的同与不同，并论证不同处理的根据和理由来实现。因此，如果缺乏对法律适用过程的理解，不具备法律适用的诸种方法论手段和能力，就很难做出好的法教义学研究。

如果仔细分析我国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相关判决，就可以发现，在个案审判中，法官往往根据个案裁判的具体需要，随意地限缩刑法中正当防卫条款构成要件的范围。理论层面指出的可能性并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性。对警察而言，枪支的日常保管、领用手续本身就很繁杂，如果再加上领用枪支后只要有持枪戒备、出枪警示行为就得履行层层报告手续，恐怕警察在内心就已经排斥使用枪支了，除非迫不得已用枪就直接是开枪了，因为后续程序反正都一样。

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使用枪支的地点、时间。从我国的历史沿袭、枪支严控的现状以及枪支在处警中的作用来看，我国在警察用枪程序中应允许警察采用鸣枪示警，在程序设置上应包括何种情形下使用、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和使用后的救济手段等。(三)警察用枪裁量权行使亟待立法填补法律漏洞 1.警察用枪裁量权立法层级的提升。在警察用枪实践中，警告程序争议最大的是鸣枪示警的必要性问题。

《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19条规定：警察应将由于使用徒手格斗造成公民健康损害或给公民、组织造成物质损失以及使用警械、枪支的各种情况，从使用时起24小时内通知直接领导或最近地区执法机关、警察局领导，并提供相应报告。【参考文献】 {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2}杜俊飞.沸腾的冰点：2009中国网络舆情报告〔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 {3}〔秘鲁〕赫尔南多·德·索托.另一条道路〔M〕.于海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4}〔英〕L.赖维乐·布朗，约翰·S.贝尔.法国行政法(第5版)〔M〕.高秦伟，王锴，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 {5}〔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1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6}崔卓兰，刘福元.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部控制〔J〕.中国法学，2009，(4):73-84. {7}Machael L. Lash.Police Discretion〔J〕. Loyola Lawyer, 2:125-187(1976). {8}惠生武.国家职能：警察权形成的前提〔J〕.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18，(2):72-77. {9}陈山，彭凯.警察权合宪性控制的必要性〔J〕.公安学刊——浙江警察学院学报，2018，(1):58-62. {10}宫毅，徐海晋.警民关系建设实务〔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 {11}谭羚雁.网络民主重塑警察合法性的价值辨析〔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91-96. {12}胡建淼.关于中国行政法上的合法性原则的探讨〔J〕.中国法学，1998，(1):65-71. {13}蒋文.从警民冲突中再看香港警察的装备和战术〔J〕.公安教育，2012，(1):23-24. {14}孙岩.现阶段警察执法中武力使用等级探究〔J〕.大观周刊，2012，(14):18. {15}Gary L. Bauer.Power and Politics〔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31-32(1988). {16}James R. Keegan.Police Use of Firearms in West Virginia—An Empirical Study〔J〕. West Virginia Law Review, 75:166-188(1972). {17}谢川豫，岳耀垒.警察开枪前之警告方式研究〔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126-130. {18}Colin Greenwood.The Police Use of Firearms: Some Problems〔J〕. Police Journal, 41:453-462(1968). {19}王林，等.中国社会矛盾预警研究〔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0}朱力.走出社会矛盾的漩涡——中国重大社会性突发事件及其管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21}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M〕.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2}李永刚.我们的防火墙：网络时代的表达与监管〔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3}R. A. Hunt.Police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J〕. Police Journal, 46:167-177(1973). {24}秦露.互联网时代如何执政与为官〔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2. {25}赵康.专业、专业属性及判断成熟专业的六条标准〔J〕.社会学研究，2000，(5):30-39. 作者简介：孙丽岩，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

而《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也仅规定了佩戴、使用枪支的人民警察应具备的5个条件，并没有列明可用佩枪、用枪的具体人员。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实践中，警察机关的对外宣传部门负责处理包括涉枪事件在内的公众信任危机，但宣传部门的人员大多数并不具备新闻专业素养，再加上缺乏与一线人员的有效沟通，工作方式上偏重于单向宣传，忽视与民众特别是公众媒体的双向交流与沟通。裁量是行政法的基本概念，是行政实践的核心管理手段。

可以看出，《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的规定中，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判明，判明实际上为警察使用武器(枪支)设定了一个前置的裁量权力(义务)。人民警察在所属公安机关管辖区域外使用枪支的，应当同时向事发地县级公安机关110报警台口头报告。这种自上而下单纯侧重于管理的立法理念显然抑制了警察用枪的积极性，也无法发挥枪支在警察执法过程中应有的威慑作用。从现行涉及警察枪支使用的法律、法规条款来看，法律对于警察用枪的条件限定几乎都是原则性的规定，仅有的精细化条款也属枪支使用的技术性条款[6]。

对此，不应当简单迎合普通大众的标准而改变警察用枪的专业标准，而应当增强对于警察用枪紧迫性等专业标准的讲解，以提高普通民众对于警察用枪专业标准的认知度和接受度。面对紧迫的公共安全危机，我国警察使用枪支的民意支持度曾一度走高，警察用枪的严格限制随之得到一定程度的松绑。

现阶段特别是网络作为媒介的现代信息传播途径无孔不入，一旦缺乏主流媒体的正面发声，就只能任由小道消息在公众中流传。而在具体的立法精神上，要尽可能审慎设定禁止性规定，严格限定禁止性规定的突破程序和机制，以缓解一线执法警察对法条主义、过度规则化的依赖性，保障使用枪支的现场裁量权能用、敢用。

有些地方警察局还专设服务于大众媒体的机构及新闻发言人，方便媒体第一时间进行报道，并以法律的形式划定了公布及禁止公布的基本原则。{16} 3.报告之后的调查处理程序侧重于对违法或违规用枪行为的处罚，忽视了对警察合法、合规使用枪支的肯定和鼓励，依然体现了涉及警察用枪立法上重管理、轻引导的传统理念。1.立法明确授权鸣枪示警模式的俄罗斯、乌克兰、越南、日本等国，将鸣枪示警视为警察开枪射击前留给违法行为人的一个自行服法机会。比如对于前述的黑龙江庆安火车站事件以及云南昭通、辽宁盘锦等地的警察用枪引发的争议，警察现场判断与公众判断相左即是起因之一。国际上，大多数国家为了避免警察用枪可能造成民众误会，基本上都会选择主动说明、公开的工作模式。庆安火车站事件中，民众质疑的也是警察怎么可以对一个拿着棍的人开枪射击，而应该是勇敢扑上去赤手空拳搏斗才对。

实践中，许多警察临场处置用枪并无违法、违规行为，却引发坊间热议甚至公众质疑，主因在于警察用枪信息的不透明以及用枪后的危机处理意识不到位。总体来讲，由于缺乏对于执法危险性身临其境的感受，缺乏打击犯罪嫌疑人紧迫性的直观认知，因而中国的民众对于警察用枪，总体上是秉持谦抑心态的。

法律规范的立法位阶偏低，影响相关法律法规的权威性、科学性、合理性，也易于造成执法效果不彰。[2]2001年，福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某以打黑为名持枪枪杀其友的商业竞争对手陈某及陈某朋友卞某。

{1}65行政裁量必须基于公益并具有法定形式，非法授权和越权的行政裁量权显然无效。枪支使用裁量权内含了对警察用枪的约束和控制这一基本内容，因而用枪裁量权的行使应遵循一定的确定标准、自我约束标准。

因此，在完善警察用枪的相关法律时，除了应进一步明确事后报告的具体承办责任主体，还应将接受报告的主体严格限定在警务督察部门，摒弃过去的有错推定的陈旧理念。信息不透明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听任受众按照自己的心理偏好接受信息，因为受众接受信息都有自己的选择，接受信息过程同时也是受者一系列心理反应的过程。1.行政自我拘束原则，首先意味着警察要严格掌握和使用枪支。2.接收枪支使用报告的职能部门、人员的权责不明。

当处置民警对案发现场周围的环境不了解，比如周边存在学校、加油站、液化天然气站、输油输气管道等，鸣枪的不可控性以及弹头飞行方向的不可预知性，无疑会增加现场鸣枪后果的不可控。文章来源：《法律科学》2018年第5期。

比如，我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1条规定：为了保障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正确使用警械和武器，及时有效地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警察使用枪支的出发点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实践中出现的诸如滥用警力甚至佩戴枪支强制征地拆迁等情形，显然违背了相关立法目的。警察用枪裁量权应符合比例原则。

警察用枪裁量权的运用就更多是一个专业问题，因而，警察用枪裁量权问题的法理思考和程序规制的标准，应当更多建立在专业基础上进行思考，而不应当主要站在大众视角进行标准设定。警察用枪的裁量权行使，应当既能够保障警察执法的安全性，又能够体现警察用枪的审慎性。

[4]2002年，甘肃省警察张某在办案过程中开枪射击嫌疑人所驾车辆轮胎时，误击其同行并致死。纵观域外立法，关于是否应设立现场鸣枪示警的程序亦无统一认识。依据这种自由裁量而做出的结果，可以是选择行为或者不行为，亦可以从既有的多种行为方式中择一而行，甚至是可以依据职权自行决定行为方式。2011年，广西某派出所所长谭宁因醉酒而突然拔出其所佩带的手枪开枪乱射，致现场一死一伤。

但一旦缺乏限制，就会造成损害。思考警察用枪裁量权问题，还需要注意的是，从社会发展来看，社会分工日趋细化、专业化。

另一方面，社会维稳任务日趋繁重，加上有些执法部门的公信力日益受挫，除民众亲眼目睹的警察用枪外，对于某些执法中的用枪，非现场的群众可能基于偏见或误信，也往往会质疑警察用枪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甚至公众舆论对警察用枪的评价可能偏向负面。{23}167-177 鉴于应对信息公开当中存在的诸多不作为，警察部门需要建立相对专业的危机公关处理团队，做好包括临场用枪危机事件的应对预案：(1)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除了要本着迅速及时、坦诚公开的原则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准民心之脉，知道公众的负面情绪是针对着什么，所谓危机沟通其实就是要处理人的情感。

几乎所有国家(地区)有关警察用枪的后续手续中都设置了内部报告制度，只是程序的繁简不同而已。其中最典型的为2015年发生在安庆火车站的袭警枪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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