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或应当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为食用或其他目的而非法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以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定罪处罚。

这可能也是正当程序原则历时20余年发展之后，值得进行的总结。不仅从行为法规范中掘取其解释空间，还需要充分论证其与裁判性规范之间的关联性和匹配度，从而支撑司法判决的权威和信服力。

正当程序原则可以将裁判依据选择的范围，集中到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违反法定程序、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法官应当有节制地从现有法律上找到特定观念的效力根据……进而满足正当程序理念的要求。当存在行为法规范空缺，违反法定程序不应成为裁判规范，而选择滥用职权或明显不当，具体界分可遵循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之间的差别。对于正当程序司法适用的要求，需要在法律论证时穷尽实定法基础的解释可能性。其二，通过类比进行个案权重。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通过撤销判决确立撤销之诉，并为行政行为合法性提供六项具体审查标准。其三，赵博案从行为单行法的原则性条款来推导出正当程序法定依据。[57]第三，分级的统一领导客观上不利于整体防控疫情，统筹兼顾。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于重大传染病疫情，我们可以发现它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最容易演变为社会整体危机的类型，其有四个社会本质将深刻影响行政组织法的建构，构成解释具体规范的基本原理： 第一，重大传染病疫情是典型的社会外溢性风险，极容易构成跨界危机。这里既包括地方政府不同组织形式之间的协调，也包括属地政府与在地建制的军队，地方政府与中央在地的机关、企业，政府与属地企业、社会组织的协调。第七条规定：县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国务院有关部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的，从其规定。

组织法规范需要保持一定的意义幅度，允许适用法律的人根据具体情况，斟酌现实约束条件对法律条文做出最佳解释。按照吉登斯、贝克等社会理论家的认识，工业文明催生的现代社会具有反思理性的特征，所谓反思理性是一种有条理的怀疑之理性，它是跨越各个社会组织的政治联结，[75]确保社会组织之间处在互相监测、学习的状态。

这是因为对于传染病疫情来说，没有抽象意义上的中央信息，疫情信息一定是散点出现，从而具有集成的特点，而集成也就意味着是边缘决定中央而不是相反。[48]【日】盐野宏：《行政组织法》，杨建顺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例如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的框架里，我们就必须妥善处理地方人民政府与属地指挥部的关系，该法从第四十八条到第五十三条赋予了地方各级政府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职能，并具体规定了其针对人身、场所、物质、信息的应急措施甚至强制措施，那么同级指挥部是否也享有这些权力？如二者权力行使发生冲突，内容程序不一致情况下如何处理，本文认为，指挥部更多应该定位于决策和统筹机构，应该尽量减少微观管制权力的运用，因其毕竟缺乏明确的组织法上授权，各种具体管制措施应该依照单行法交由政府及工作部门分别实施。[49]  A. Boin, M. Busuioc, M. Groenleer, Building European Union capacity to Management transboundary Crisies: Network or Leader-agency Model, Regulation and Governance, Vol8(4), 2014. [50] Ibid. [51] 见《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立法草案说明。

很多国家法律上的规定都与此有关，例如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即规定公共危机逾越出一个州是启动州际应急管理互助的法定要件之一，也是根据《联邦灾害缓释与危机援助法令》（the Stafford Act）向联邦政府请求支持的条件。[8] 重大传染病公共危机是一种特殊类型，在法律上它来自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条例》第二条所明确的四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这种模式在我国公共事件应急法治传统中由来已久，在《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出台前，中国分成不同专业领域来应对各自的突发事件，建国初期即成立中央救灾委员会以协调各个相关部门的防疫、防灾工作。由此，社会整体性危机的本质就是由于传染病疫情的旷日持久使得社会的整体秩序和一般行为模式受到影响，由此会引发各种次生矛盾与伤害，甚至导致价值观冲突。

宪法规定的民主原则尤其可以约束那些没有明确行政法主体地位的组织、未经民主程序做出、尤其涉及到对公民权利义务处分的行为，防止危机应对演变为地方寡头政治。[27] 【德】阿斯曼：《秩序理论下的行政法体系体系建构》，林明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6页。

这两项权力根据该法都属于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但是《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决定并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却赋予了县以上各级地方政府均有预警发布和宣布进入预警期的权力，二者是否冲突？在本文看来，二者并不冲突，《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只是对省级政府的预警权做出规定并没有明确排除县级地方的预警权，而《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的发布相应级别警报、宣布有关地区的限制性规定说明县以下政府只对于一般级的突发事件在县级行政区域内享有预警发出和发布权，它无权发布其他级别事件、其他行政区域，更不能发布全省的预警信息，因此与省级政府统一发布本省的预警信息并不矛盾，相反正符合我国突发公共事件分级的统一领导和传染病防治需要最大程度切断传染源之目的解释要求。[71]这毫无疑问要以信息采集和监测为前提，且应该是各级地方政府都拥有的权力。

各种组织要素的配置、安排需要根据具体情况予以调整。其次，要求尊重组织裁量。然而，组织要素调配与安排本身也是国家和全社会调动力量，需要耗费时间。第四，重大传染病疫情容易诱发社会整体性危机，有一定的时间持续性和空间封闭性，容易形成危机的日常化状态，[25]因此应对这种危机需要充分实现各种组织要素的有序流动，发挥组织合力。[26] （三）重大传染病危机应对所设定的组织法目标 重大传染病疫情是一种特殊的危机类型，我们必须从它自身四个特征，即社会外溢性危机、社会无差别性危机、社会情境性危机和社会整体性危机出发，来构建法律解释原理，形成法教义学上的体系。由于重大传染病是一种社会无差别性危机，防治既要依赖每一个人，又必须监管每一个人，《传染病防治法》的起草说明非常好地揭示出这个悖论式关系：传染病威胁的对象是整个社会，因而防治传染病也应当是整个社会共同的责任。

而最长传染期的设定更使得危机应对措施有一定持续性。一、危机类型学与重大传染病应对的组织法原理 （一）组织任务与危机类型学 行政组织法的建构总是与法律观察社会的特定界面有关，这由组织法是为了促进完成特定行政事务的要求所决定。

[16]也就是说，公共组织本身会加剧危机，成为新的危机来源，这需要公共组织通过法律来调控自身，满足功能适当、民主正当与可问责性等诸多方面要求，其中维持自身的公信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56] 见新华社：新华调查《疫情防控越吃劲，越要坚持依法防疫》，2020年2月10日。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十条也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央人民政府制定的预案成为各地预案的框架性规定。所谓危机的社会无差别性是指这种危机是民主分布，平等概率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每一个人都没有豁免风险的可能。

危机管理学告诉我们，政府对于危机处在何种阶段的判断非常重要，有必要采取一定分析手段确定不同阶段趋势变化的转折点。[15]最后，公共危机的发生和加剧往往是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共同作用结果，可能从情境危机转向由于管理不当导致的制度危机，尤其是组织失败。为了缓解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监管地方应对危机的行为，尤其是督促地方按照标准化和合法性要求来行动，中央政府还必须具有独立干预和监督的职能，在行政法学上表现为它可以创造出一些独立行政空间，跳脱出层级行政规定的权力逐级流动规则和严格行政隶属关系。实质原则主要是宪法和法律对行政组织的控制要求与正当性证明，例如在德国法上宪法规定的行政一体性、基本权利保障和民主正当性被认为是三个最重要的控制原则。

重大传染病危机作为一种典型的社会整体性危机，其损害的法益远远不止是人民的生命健康权，而是在疫情持续期间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全面冲击和破坏，因此地方政府必须履行在此期间的公共服务和一般秩序维护的职能，这往往是中央政府无法直接行使的权力。在我国有《传染病防治法》第七条规定的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国家综合性应急救援队伍三种典型组织形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第十九条还规定了专家工作组这种形式。

对具体科学活动与环节的监管也比制定一般性约束条件要更有可能冒犯宪法。传统行政法认为，危机应对主要是政府职责，而政府是按照层级架构自上而下形成的组织，形成稳定的命令-服从关系，是一种纵向结构。

例如根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的群防群治，各地社区、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管理服务机构（如物业公司）这些没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都分享或参与到危机应对中，但必须根据地方实际情况来决定是否需要启动这些组织以及委托它们的具体公共任务，也就是说对于社会的组织化程度需要地方政府根据裁量来具体判断，以确保既有效应对危机，也不会因为组织化程度过高而不可避免限制公民的权利与自由。[54] A.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Polity Press1984, p.285. [55] 【德】阿斯曼：《秩序理论下的行政法体系体系建构》，林明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5页。

应急管制则在两部法律里都规定为传染病出现疫情或共突发公共事件确实发生以后的各种手段。(2)信息预警权（《传染病防治法》第十九条省级政府的权力、《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二、四十三条）。在一个持续性的应对危机的社会环境里，各种组织要素如何有效形成合力，降低冲突矛盾，防止次生伤害所带来的组织失败与信任危机，这些都对法律的准确解释与适合提出考验。[41]联防联控机制具有临时性和非实体性，这种协调组织的关键作用在于通过协调促进横向机构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实际做成决定，网格化的架构有助于权力配合、信息沟通与资源配置。

预警属于风险交流，它对于遏制传染病爆发、流行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此非常有必要仔细区分各级地方政府的具体职责。中央政府这种组织功能本质上是一种调控行政，[55]通过综合性地适用法律，来形塑具体政府可能的行为空间，确保个别性的机制被大型的制度框架所设定。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组织实施，建立健全传染病防治的疾病预防控制、医疗救治和监督管理体系。[53]其次，通过体系解释我们发现，《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法》与常规行政立法不同，它先规定地方政府应急职能（第七条），后规定中央政府职能（第八条），强化属地负责的规范意图非常明显。

在中国的法律里强调这种职能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因为分级的统一领导体制存在，非常容易出现危机防控中的地方碉堡化与地方割据，最后因为各自为政的地方保护而阻碍危机有效应对。[73]因此，地方政府在确保社会正常生活用品供应，交通医疗用水用电等基础设施提供，社会治安管理维护，打击哄抬物价、假冒伪劣等维护市场秩序等方面都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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